“把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

“把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

——给妻子周敦婉的遗书 *

我最亲爱的婉: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我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所不释然于心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恶，我虽然死，但对党还是应该受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而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原谅，只是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 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的、很致密的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 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的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唯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的问过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的为我们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儿女子态的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你必须要像《士敏土》①中的黛莎②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我如此算了，我偶然想起，觉得有点可惜，我的某部分过人的精神和智能，若是不死，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许多贡献(虽然我一方面有许多弱点)，然而现在是不可能了。我饱受了一切创痛，我曾经希望我们有一个小宝宝，我当以我的一切经验教育他，指导他，使他成为一个模范“布尔什维克”，现在也尽成虚愿了。所惟一希望的，只是你，我唯一亲爱的人，我的同志，希望你随时记着我的一切，记着我某一些精神和处理工作的作风，继续我的工作，同时也随时记着我的一切弱点，我俩共同的弱点，努力去纠正——挽救我的罪过。

关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去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算真正的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诚不二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你的信爱，望你决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因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无数量中之一分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为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如有力，望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捏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①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

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尤其两年来一切同居的快乐，更不要无谓的去思量留恋，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言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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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5月5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刘愿庵在重庆被捕。后和同时被捕的邹进贤、程攸生一起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两封信是他就义前写给妻子和姐夫的家书，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妻子的深情、对家人的挂念，更表达了自己为了革命必死的决心。

①《士敏土》:苏联早期小说。通过一个士敏士工厂的斗争生活，反映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城乡关系、国家机构、群众与领导等问题及其在苏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逐一得到解决的情况。

②黛莎:《士敏土》一书的女主人公。

③两个儿子，指刘惠庵同志及其七弟刘孝祜。刘孝祜烈士先刘惠庵烈士一年牺牲。

个人简介 

刘愿庵(1895-1930) 

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天阁村（今属成阳市秦都区)人。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随父到江西，入南昌大同中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弃学奔赴南京，参加学生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职。1923年在成都参加恽代英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中共重庆地方执委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

1928年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竖起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同年6月，带领邝继勋、罗世文等领导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发动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为发展四川的党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斗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1930年5月在重庆被捕就义，时年35岁。

他们的故事

“我除了服从真理之外，决不会服从于其他” 

1930年5月5日早上9点钟，由于叛徒的出卖，刘愿庵被捕，使四川大军阀刘湘感到十分得意，这是他在三个月之内第三次破获的共产党“要案”。

但是，刘湘也有他的烦恼和为难之处，此案非同他案。首先，刘愿庵是四川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有学问，能言善辩，不是等闲之辈。其次，刘湘对刘愿庵早就畏惧三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国共合作时期，正是这个刘愿庵为自己起草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的“宣言”。那满纸妙笔生花，充满激情与哲理的宣言书，曾使自己一夜之间成了追随孙中山的“英雄”。再之，刘愿庵在巴蜀大地早有点名气，和四川的军、政、学、商各界名流大都有过交往，从中说情的人不少。特别让自己感到头疼的是刘愿庵被捕刚过几个小时，深受尊重的、素有四川“诸葛亮”之称的张澜老先生也呈上亲笔信，满纸称赞:“刘愿庵是个人才，  宜官不可杀。”

刘湘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只要刘愿庵回心转意，或者稍有“表示”，每月俸薪200元，省内厅长、院长各职任凭选任。

就在刘愿庵被捕的当天下午，刘湘采取“蜜糖灌口”的策略，派刘愿庵的早年朋友、巴县县长冯均逸和自己的部下、刘愿庵的亲戚，师参谋长周竹虚等人前去“劝降”。

刘愿庵面对这些劝降者，回答得也很干脆:“叫我退出共产党，可以，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军部的政工人员及川蜀的名流学者请来，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能够为中华民族和广大的劳苦大众，讲出条比共产主义还要好的强国富民之道，我便毫不吝惜地放弃我的信仰。你们要懂得，共产党人是最服从真理的，我除了服从真理之外，决不会服从于其他。”

经过几次“交往”， 刘湘无奈，只好把刘愿庵交给军事法庭。

开庭那天，身着黑色制服的法官和政工人员，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士兵，一个个紧绷着铁青的脸，巡回在法庭内外。刘愿庵在军警的押送下，神态自若，昂首阔步走进了法庭。

法官按照法庭程序，首先问起刘愿庵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和住址。刘愿庵回答:“全世界无产阶级斗士，中国共产党员，四川省委书记，以谋求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和日常生活......”

法官劝说道:“刘先生，你的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刘军长也很赏识。你几年前为军界起草的宣言，他至今不忘，每每称道。军长是爱才是举，你是国家的人才。只要你退出你的组织，一切都好说，来日方长，前程似锦.......”

“刘军长的情我领了。”刘愿庵冷静地回答，“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的。这是我的人生观，也是我终身为之追求的目标。我生为此奋斗，死也为此献身。什么都好说，但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被封杀的，舍此，我无任何前途可言。”

“刘先生。你自己都不觉得这样下去很惋惜、很糊涂！”

“真正糊涂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刘军长，你们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反而违背总理嘱咐，破坏国共合作，争城略地，欺压百姓，残害民众，屠杀共产党人，弄得川蜀大地无安宁之日，刘军长都不觉得惋惜吗? ”

“刘先生，我们都是一片好心，军长要你三思，不要误入歧途。”

“信仰不同，不可能同路。共产党追求的是真理，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不是什么歧途，而是一条光明之路。”

刘愿庵侃侃而语， 不卑不亢。经过三天的软硬兼施，刘愿庵抱定宁舍其身不弃之志的决心，弄得刘湘无机可乘。

5月8日，刘愿庵和同时被捕的邹进贤、程攸生一起被押赴刑场,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倒在了血泊之中。

（资料来源：中华英烈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