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

“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

——就义前给儿子的遗书 (二)*

宁儿: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长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①，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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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掖贤第一次见到母亲给自己的遗书，是在1954年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他看完大哭一场，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回到家后，陈掖贤用钢慈着蓝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剩下母亲的名字。陈掖贤学习成绩优秀，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后在北京工业学校(后改成北京机电研究院)工作。

①原信如此。实际上，宁儿的父亲陈达邦当时在莫斯科，1942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个人简介

赵一曼（1905-1936）

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白杨嘴村团支部书记，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在学生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秋，受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到上海、江西等地做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派到东北工作。1933年初到哈尔滨满洲总工会搞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由于哈尔滨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满洲省委派她到珠河中心县委，任县委特派员和铁北区委书记。1935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同年11月在战斗中负伤，养伤时被敌人发现，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1936年8月2日英勇就义，时年31岁。

他们的故事

“红枪白马”女政委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的年代，在党的队伍甲涌现出一大批女性豪杰。昔日东北抗日战场上便有一位名扬四方的女英烈，连敌伪的报纸也惊叹于她“红枪白马”的英姿。她就是郭沫若所盛赞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 

战士们尊称她“我们的女政委”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10岁时母亲按当地旧俗要给她裹脚、穿耳眼，但无论呵斥还是责打，她都坚决不肯。她当着众人的面洗脚，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 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在游击区里，赵一曼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她患有肺炎，身体虚弱，化名李一超的她，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瘦李”“李姐”。1935年11月，她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6年8月1日，敌人把她押到珠河县，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就义时年仅31岁。 

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红枪白马”的弄潮儿 

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时，伪满的哈尔滨报纸刊登了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尽管有很多诬蔑不实之辞，却也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从外貌看是个消瘦且病弱的女子，只是革命时代赋予她无比坚强的意志。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赵一曼走了一条冲出封建家门、入校接受新思想、到国外学习、回国搞革命活动之路。她生长于封闭的四川农村，当地的习俗是不让女孩子读书识字，而她恰恰走了相反的道路。

她13岁时父亲去世，哥嫂对她多方管制。为了少惹是非，哥嫂将她收集的进步书刊付之一炬，并准备把她嫁出去了事。她激愤之下吐了血，于1924年8月6日在《妇女周报》上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赵一曼随后入了党，成为军校第一批女生，以实际行动反抗封建家庭和黑暗社会。

妇女解放从来都是衡量社会解放的重要尺度。在中华民族为自身解放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涌现出赵一曼这样的巾帼英豪，既是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所培育的，同时也是这革命深入人心的标志和骄傲。

“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差?”

赵一曼青少年时代，便在家乡反抗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用菜刀剁烂了裹脚布和小尖鞋，还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用粪水泼她们。母亲曾想用做女红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让她学挑花(绣花)，然而她9个月内没挑出一朵花，而是读了很多革命的书籍。

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挽髻。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监学)说:“我们梳不来头，挽不来髻，请你给梳、给挽吧!”以道学著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 随后，赵一曼 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

大革命期间，赵一曼入武昌中央军校女生队。不久，夏斗寅发动叛变进攻武汉，军校生编为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出发西进。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硬是挣扎起来，带病参加了战斗。她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她在抗联队伍中任团政委时，队伍被敌包围，团长不同意她留下掩护，理由在于她是女同志。平时待同志非常和蔼的赵一曼变得非常严厉:“什么男的女的!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让许多男同志都为之感动。

（作者：国防大学图书馆主任马祥林，原载于《北京青年报》）